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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书写的典范与败笔
文/史卫东
古代中国有两条臂膀：一条从陇右经河西走廊，伸向西域和中亚，即所谓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从新罗、日本伸向南洋、西洋，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国力鼎盛的隋唐时期，两只手在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一带收拢，做出拥抱东西方文明的姿势，撑起“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局面。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成分复杂，政权更替频繁，多次出现威胁中央王朝安危的西戎、匈奴、鲜卑、吐蕃、回纥、西夏、蒙古等政权。为了不使强大的匈奴和羌族联合起来，形成坐镇西北、席卷东南之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了“张国臂掖”计划，设置河西四郡，硬生生在少数民族群居杂处的西南山地和西部草原上，凿出一条汉族农耕文化带，与农耕文化带尽头的西域三十六国形成频繁交往。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派兵戍守和粮食转输极其困难，中原对西域的控制时断时续，甚至在将新疆纳入正式版图的清朝，也有“海防”“塞防”之争。而作为西域通道的河西走廊，则时不时生出“宠儿”和“弃儿”之间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充塞渔樵士子胸臆，压在行商坐贾头顶的，是“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源，形为罪薮”的滚滚沙尘。为了完成在烽火夕照、一夕数惊中的自我救赎，他们请来佛陀，祈求他的保佑，于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大大小小的石窟群遗址，敦煌只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近年来，致力于本土书写的作家数量日益增多，这说明他们正在有意识地摆脱穷形尽相的小我，发掘与脚下生息繁衍的土地的联系。其中比较引人入胜的，是甘谷籍作家陈继明的《敦煌》。
毫无疑问，陈继明写作前的准备十分充足，包括对民俗和风情、历史和人文的细致了解，对光线、色彩、气候、物产的精准把握，将西土之人的生存故事，用当地语言娓娓道来——你甚至可以期待，搬到书册中的，正是祖祖辈辈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活。
然而，对于人这样复杂的社会生物来说，仅有生存竞争是不够的。人毕竟不是宕泉河尽头、鸣沙山褶皱里那窝狼崽，不能只在普遍的游荡和偶尔的驻足里，捕捉种群延续的机会。倘若不能赋予物质和肉体以精神和灵魂，不能给相刃相靡的个体和群体以安立和导引，就是将原始冲动中此消彼长、分崩离析的过程描述得再扣人心弦、细致入微，总是一种缺憾。
这样的写作，既算不上对死者有价值的纪念，也算不上对生者有意义的安慰。
尘根：慕容豆和足娘的故事
“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
敦煌县大安乡天水村的足娘有前后两任丈夫，都叫汜丑儿。足娘与前任汜丑儿有四个未成年孩子。前任丈夫被后任丈夫杀害，一并杀害的还有汜丑儿的父亲、足娘的公公汜义深。但这并非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重大军事行动后的政治阴谋。贞观九年，唐太宗联合突厥，派出五路大军，跨越雪山草地和戈壁大漠，试图一举摧垮吐谷浑政权。可汗慕容伏允战败，莫贺延部落千户长、王族后裔慕容豆从祁连山南麓窜入河西走廊，突围失败后，打算在一个叫天水村的聚落里潜伏下来。在此之前，河西走廊已在持续的干旱中备受折磨，化作自己形销骨立的影子。地方官员为保住头上的乌纱，向中央政府隐瞒了灾情，使浩荡皇恩无法如期而至。虽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沦为饿殍的百姓还是愿意以一副息事宁人的姿态走向死亡，据说这样更有利于投胎转世。慕容豆的计划是，与麾下八十余精壮兵丁放弃掠夺加冒险的游牧生涯，杀掉村中十岁以上男丁，冒充户主，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去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光阴。慕容豆的逻辑是，吐谷浑是马背民族，只要人在马上，家和国就在马上，就不会认输。而当地百姓“全是饥乏如羊的样子，个个破衣烂衫，瘦成皮包骨，而且毫不反抗，全都软绵绵地坐在地上，头都抬不起来。”再说，唐朝如同黑云压顶般集结起来的部队总有退回关内的一天，一旦某个角落燃起复国的战火，自己便可策应山南，转战山北，实施中央突破，打汉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沙柳和芨芨草掩映下，慕容豆的“活国计划”进展顺利，本人也因此获得一个新身份：汜丑儿。
暴行可以被原谅，暴行之后的平常日子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如足娘的小姑智忍花告诉慕容豆的：“刀子放下了，那就把锄头拿好吧。”
没有歌舞、酒肉、呼朋引类、四海为家，有的是薄田、破屋、乐天知命、安土重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洗洗涮涮、修修补补，担负起养生送死的责任，就是陷入绵绵无尽的苦役。好在劳动中的足娘听村里女人说，她们的吐谷浑男人像牲口，可以一直要一直要。足娘心动了，放弃了道德制高点上阴冷的坚守，主动与慕容豆改装成的汜丑儿，在田野上、炕上撕扯到一起。
慕容伏允死，慕容顺立；慕容顺死，诺曷钵立。吐谷浑人不仅用烧杀掳掠对待异族，也用凶残暴虐对付同族。好在打了胜仗的唐太宗出于安抚四方的需要，并未对战败的吐谷浑人斩尽杀绝，而是封年幼的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遣弘化公主与之和亲。没有灭国行动，就不存在复国理由，带有悲情色彩的“活国计划”沦为另一个老套的活命故事。在剩下来为数不多的日子里，由于害怕秘密泄露，慕容豆将在天水村的杀戮复制到临近的粟特村。女人多了，慕容风们便借机过起三妻四妾的生活。最后，这一怎么看怎么别扭的生活场景，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和大水。
虽然陈继明一再强调，汉族是世界上最息事宁人、忍辱负重的民族，因为他们深知，前提和根基处的破裂终究无法弥补，除非有佛陀那样化无常、苦、空、无我为常乐我净的大雄之力；虽然每一次王朝的崩盘重组，都能消耗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虽然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伪军的数量远远超过皇军——在古典修养明显不足的现代人看来，这个故事存在纰漏：有意无意的价值观扭曲。
正如价值观的扭曲会导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堕落（比比皆是的例子你在中纪委网站上每天都能看到）一样，价值观的扭曲也能让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沉沦。
作者写道：“汉人真够仁义的，宁愿饿肚子，哪怕饿死，也不杀人不抢人。吐谷浑人一声令下，全村老少战战兢兢走出家门，来到指定地点，屁都不敢放一个。而他们土谷浑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视仁义道德为粪土，会主动把自己的草原烧掉，去寻找新的草原；会主动烧掉自家的粮仓，去抢别人家的粮仓。掠夺，对他们来说天经地义，和狩猎游牧同等重要。”
我不否认这样的灾难曾经发生过。只是担心，按照这样的逻辑解释历史，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一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江湖乱道。特别对从屠城、集中营、民族国家神话和意识形态壁垒的阴影中爬出来的当代生灵来说，种族和解比种族仇杀更能让他们对自己和同类保持信心。回到故事，别忘了足娘还有四个没长大、因而躲过一劫的孩子再再、屯屯、龙龙、殿殿，他们的真实处境可以用一句粗话概括：谁睡了我妈，我就认他做爸。
比有奶便是娘更加万劫不复。
描述容易注释难。
换句话说，技术活做得再好，倘若不能在价值层面有所关照，与当代生活兼容并蓄，再美轮美奂的大厦，也有瞬间崩溃的可能。
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超度：令狐昌和令狐近知的故事
“人的路走断了，神的路还在呢。”
接受了水与火的洗礼，体验到生命无常，大病初愈的慕容豆来到敦煌，请画家祁希为他和他的民族开一座吐谷浑窟。
无独有偶，痛悔不已的令狐昌也来到千佛岩。
瓜州马营村的令狐昌有几十亩薄田，一座盐场，与妻子儿女勉力经营着日常生活。武德初年，大儿子令狐近知抛下结发十月的妻子，跟着统帅出玉门关，过星星峡，穿越莫贺延碛，翻越凌山冰坂，绕过大青池，经碎叶、千泉到达怛逻斯。然而与西突厥的第一仗就遭遇败绩，不得不在一个叫小孤城的汉人村庄滞留下来。十三年后，唐与西突厥关系修复，太宗皇帝用十万匹绢三万斤茶赎回八万汉人，其中包括令狐近知。当他舍弃在域外新组建的家庭，鼓起勇气经撒马尔罕、莎车、于阗、且末、若羌、撒哈拉沙漠返回故乡，足足等了他十二年的原配九珍业已改嫁，让他的人生两头落空。
令狐昌的三儿子令狐近勇是个傻子，十四岁了还在吃奶。而河西走廊作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争相角逐的战场，戍边和屯垦任务繁重。太宗朝新的征兵命令规定，十四岁到四十岁的男丁，两丁抽一。令狐昌本来可以替儿子应征入伍，可惜年龄过线了。为了避免新婚的二儿子令狐近仁重蹈大哥令狐近知覆辙，他只好在一个月明之夜，一咬牙，将令狐近勇抛到井里淹死。一边扔一边恶声恶气地质问：“儿子啊，你来世上做啥呢？”不料大梦沉沉的三儿子在脱离他的怀抱的刹那，睁开眼，冲着老爹露出甜蜜的微笑。
天真纯洁外加自然亲切，将令狐昌的心灼伤了。
四十二岁的令狐昌一夜白头。
这是陈继明第二次犯忌讳。在第一个故事里，他让一些种族成为刀俎，另一些种族成为鱼肉；在第二个故事里，他让父亲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然而社群和亲情，是遮蔽在所有生灵头顶的浓荫，比国家更久远，比宗教更深厚。
据说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聪明的格林兄弟在《白雪公主》再版时，将女二号从亲娘改为继母。
陈继明在人际关系的敏感区，撕开两道伤口，指望通过佛教加以施治。
越是在虔诚的信徒眼里，大医王释迦牟尼越像传奇。
譬如说被歌利王节节肢解时，心中不生怨恨，只有清凉。
譬如说舍身饲虎。
譬如说平等对待弑父篡位的阿阇世和毗琉璃，接受他们的忏悔。其中毗琉璃还是屠灭他的祖国迦毗罗卫和种姓释迦族的凶手。
譬如说直面生死，直面佛法和整个世界的沦亡。
此之谓无生法忍。
尽管马营村民知道，令狐昌就是个二愣子；尽管令狐昌自我辩护：“放羊的不知道打铁的苦，事情逼到那一步”；对人伦惨变的深恶痛绝还是让他们断绝了与令狐家的来往。盐场倒闭了，令狐近仁的婚礼现场门可罗雀。令狐昌自我放逐到鸣沙山牧羊，令狐近仁带着新婚妻子搬到锁阳城东巴兔村，令狐近知把自己变成骑着骆驼东游西逛的骟匠。顶着压力、不怕白眼，勇敢地守住最后的落叶归根之地的，倒是两个女人：令狐昌的妻子粉莲，令狐昌的女儿令狐琴。
一个手工艺人蹚过世俗的荒漠，在信仰的穹霳留下无限弯曲的背影。
作者慨叹：“自古以来，村里人逃避兵役的办法有很多，剁掉几根手指，打折一条腿，花钱请人顶替，逃跑，诸如此类。像令狐昌那样爹老子亲手杀死亲儿子的，哪怕是一个傻儿子，闻所未闻。”
口诛笔伐之余，联系当下青年不买房、不交养老金、不结婚、不要子女的实际，有没有人感到悲悯？
谁给了他们压力，让他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一个中产之家的破灭，当然无损于帝国的荣光。
因果一点一点积聚，直至天宝十四年，那个狼奔豕突、天崩地陷的日子。
耳边响起冷冷的古训：出乎尔者，返乎尔。
比王道大的是天道，更何况荒淫无道呢。
令狐家窟尚在修建，令狐昌被狼叼了。
令狐家窟建成后，令狐近知这才发现，真正让他千里迢迢返回故土的，是苦等他十二年，月圆之夜趴在屋顶为他招魂的原配妻子九珍，于是与九珍重修旧好，带着她去了若羌。
吐谷浑窟竣工不久，塑像内发现巫蛊，皇帝下令捣毁，祁希经过改头换面，设法保存下来。
虽然始作俑者慕容豆、慕容风父子早已尸骨无存，作为“活国计划”的尾声，还是有四个吐谷浑人被地方政府拉到街上砍头示众。
一场风将生灵物态连根拔起。在无休无止的撕扯与纠缠中，偶尔抬头，窥见日月双悬，天地同春。
这是心性深处的和平，有目共睹的恩典。
于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成全：祁希和令狐琴的故事
“我画画，就像把死者从星空中接下来。”
万年县人祁希，是李世民的宫廷画师。李世民给他的任务是，将都城长安的奇风异俗画成速写，进呈皇上预览。
一次给胡旋女画像，当胡旋女的身体快速旋转，快到分不清面部和背部、五官和后脑勺，在只剩下一束虚光的瞬间，他看到了另一种东西：虚幻的真实。
游离状态的实聚合起来，会一步踏空；游离状态的虚叠加起来，会无中生有。
只要承认生命是自然造物，就不得不在接受秩序的同时，接受动荡。
因为构成秩序和动荡的力量在混沌中的奔突往来，才叫洪荒，洪荒是自然的别名。
甚至连水旱、刀兵都是生存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自诩智慧生物的人类，在洪荒的洪炉里，不过是一撮经受锻炼的毛发。
即便是毛发，即便在烘炉里，也要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换句话说，祁希弄不明白从改朝换代的劫火中，忽然冒出来的满眼繁华；理解不了虚己纳谏和残忍嗜杀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为什么在他的主公身上水乳交融。
太近了，焦点变虚；太远了，又什么都看不到。他需要拉开距离，站在恰当的位置，瞄一瞄这个刚刚冒出地平线的庞大帝国。
顺带从时间的激流中，捞取用心血和命光浇铸着的大唐气象，以美的形式固定下来。
浩浩汤汤的河流两岸堆满了风剥雨蚀的朝代纪念物，从金字塔到帕特农神庙，从长城到故宫。
于是跟着李大亮出征吐谷浑，从高昌来到沙州，在李广街安顿下来。
发现“敦煌的牛叫能让人想起世界之大，敦煌之远，并为之心生恐惧。”
而“天空和大地好像是背道而驰的两个世界，上和下之间断然分离，令人十分孤单。”
将拧巴着的虚与实、动和静粘合到一起的，是祁连山的雪水。“甘泉水的源头是山中的冰大坂，冰消为水，积少成多，成为河流。人和山的距离总是这样，忽然很远突然又很近。没风的时候，烟雾直直上升，然后再缓缓压下来，沉在绿洲底部，一切都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中，祁连山也就渐渐退回去了，越退越远，有时候甚至完全消失。当风再度刮起时，祁连山会突然现形，就像黄色鸡雏破壳而出，近在咫尺，能把人吓一跳，令人觉得山不是山，而是意外现身、款款走来的肉身菩萨，持续不断地送来贴心的圣水，抚育着一方民众。”
于是，慕容豆和令狐昌们的生死之地，到了祁希眼里，有了福地的味道。
大到国家和民族，小到家庭和个人，所有的生存故事都不免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吐谷浑不就是从大兴安岭、阴山、陇山一路流浪到青海的么？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除了临时的占有和失去，除了将自己搞得浑身血污、一腔恶念，最终他什么都得不到。这就叫做“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设身处地地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也有许多临机制变和不得已处，然而仇恨就这样积累下来了。有业因必有业报，无时无刻处在业的造作和报应之中的人，没有自由可言。
因此青年悉达多以王子之身出家，寻求解脱之道。
他要参透疑情，坐断命根，直至虚空粉碎，大地平沉。
这样的大智慧大慈悲虽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来自心性深处的呵护与嘱托，与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须臾不可分离。好在佛陀的三乘不共法，建立在五乘共法基础上。除了“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的无为法，也有“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有为法；除了“照见五蕴皆空”的无我之境，还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徳相，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的有我之境。修行发端于意识的自我觉醒，是抛弃假我、证得真我的过程，不能没有人格和行为主体。过分强调无我，等同于灰身灭智，让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大乘入楞伽经》云：“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怀增上慢。”
李世民面临的考验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证明自己有打天下的实力，还得证明自己有治天下的能力。
哀鸿遍野、骨肉相残引发的愧疚，让他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煎熬，以至于留下唐王游地狱的传说，以至于没有两个爱将把门，他连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倘若不能在大恶之后继之以大善，像秦二世、隋炀帝那样恣情纵欲、好大喜功，不仅会有及身之戮，连好端端的祖宗家业，不上十年，也得败坏一空。
惟恐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开创贞观之治的不竭动力。
李世民通过地狱窥见天堂，穿着刀枪不入的甲胄，还能对不同种族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于是变得戒慎戒惧起来，愿意与士君子共同打理天下，完成了从铁血战神到圣主明王的嬗变。
对于大多数红尘中头出头没的生灵来说，佛法的超度无非是偶或一顾的风景，一个苍凉而空洞的手势。但以阿育王和唐太宗为榜样，忏悔前愆、洁身自好、勉力向善、积极进取总还是可以的吧？
据说周公从巫术中推敲出周礼，孔孟从周礼中提炼出仁义，维系了三千年的世道人心。
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没有天生的好皇帝。阿育王和当今圣上（唐太宗）的相似之处是，前半生征战四方、杀人无数，后半生立地成佛、推行仁政。我这么说，并没有将他们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割开来评价的意思，恰恰相反，我的想法是，一切都是成就出来的，前半生成就了后半生。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漫漫人生成就出来的。一个画匠也需要成就，我如果没看见那么多死人，如果没来敦煌，也画不出像样的画来。”
天造地设之余，尚须自我成就，只要抓住当下和临在，任何年龄都不晚。
大梦千年，一朝觉醒，生存状态随之改观。
无有被缠缚者，无有得解脱者，除非自警自省，自性自度。
莫高窟的秘密意，尽在于此。
在令狐昌的葬礼上，祁希邂逅了瓜州女子令狐琴。
一张花骨朵似的娃娃脸，周围扎着四根辫子。那是在大野上偶然呈现的鲜艳明润，在穷乡僻壤得到完整保存的淳朴天真。
既然从等级森严的庙堂谪落红尘，既然在单调乏味的水墨游戏之外发现了五光十色的世俗生活，不妨于风沙弥漫的澒洞里，于驻足回眸、相视一笑的刹那，好好谈一场恋爱。
幻灭：陈继明和慕思明的故事
“两个最不想见面的人，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见面了。”
陈继明和慕思明是泾源中学同事，大学期间，工作之余，都爱搞一些不着边际的寻根冒险。经过一段时间漫游，两人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身份确认：陈继明为羌族后裔，慕斯明是吐谷浑人子孙。
陈继明首先发现了思古之幽情的徒劳无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民族了。包括汉族。”因此他从民族寻根转向文化寻根，成了一名作家。
慕思明则坚持称自己为最后一个吐谷浑人，利用假期，在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一带流浪。实则在寻找血脉之源的旗号掩饰下，干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勾当。这种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他人负责的到处留情，本质上是一种虚耗和逃避。
要弄清楚他在规避什么，先得看看他从他的吐谷浑先祖那里继承了什么。
一是由生殖崇拜演变而来的驭女术，二是分成两瓣的小脚趾。
为什么要虚耗？因为走出了古代文人士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却没有得到现代知识分子以理性审视公共空间的权利，身上背负着近代以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既不如人又不服人的屈辱和尴尬。
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惨痛经历？因为总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保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色的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不知道从自然民族过渡到国家民族的前提，是社会成员的内部和解。
和解的基础，是一份确保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契约，承认大家都是平权公民。
从令出法随到王在法下，这个弯子不好转。
倘若带头大哥利用人权、财权、话语权，甚至动用军队、警察、锦衣卫，非要和治下小民掰手腕呢？
后果很严重。
随着契约失效，意义残缺，对国家的忠诚一变而为对人的忠诚，由奴才和马屁精组成的政府和团体呼之欲出。对人的忠诚再变而为对利益的忠诚，腐败加剧，社会撕裂，打江山坐江山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思维泛滥成灾。糊弄来糊弄去，留下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瓜分豆剖、揭竿斩木局面。至于发展机遇的一次次丧失和国民福祉的一次次宕延，尚在其次。
所以，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得有好的监护人。
监护人是除当事人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
环境不允许这样的角色存在，剩下来的惟有放任自流了。
接着，慕思明因为破坏军婚，在一个叫白驹镇的地方蹲了三年大狱。服刑期满，拜访狱友的堂叔，成立讨债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房地产商人。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指挥若定状态，在推杯换盏虚情假意的官商勾结中，深味了人群深处的孤独，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再接着，慕思明发起了包括陈继明在内、有六个人参加的大兴安岭徒步探险，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由狂风暴雨酿成的大洪水里，憬悟了他的最好结局，无过于与祖先的发祥地合而为一，于是纵身一跃，结束了半生的隐忍与期待，痛苦与彷徨。
除了抑郁和自杀，他还写诗和做慈善。这是慕思明在当老板期间，为抑制不可遏止的单身和流浪冲动，克服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所做的徒劳的挣扎。
但倘若流浪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天性，而拜金是现代商品经济的本质呢？
慕思明故事的悲剧性初露端倪。
告别托庇于自然的狩猎和采集，告别依山傍水的田园和牧歌，告别神灵，告别圣贤，告别友情和亲情，在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地区冲突、种族冲突日益加剧的今天，在城市的玻璃幕墙和璀璨灯光里彼此结交、互相利用的现代人，脚下的路还能走多远？
这才是慕思明悲剧的全部分量所在。
且看谬托知己的陈继明给出的解释：
“我越来越相信，在三间房，当我无意中讲起莎乐美的故事时，他身上的原始性一下子被唤醒，强烈的死亡冲动也随之产生。我隐约记得，有研究资料表明，小民族的原始性更强，他们多有死亡和献身冲动。由于他们的地盘都是从别人手上夺来的，好不容易占据下来后，又随时可能丢失，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已经是祭坛，他们随时准备飞蛾扑火、献出生命。他们是一群渴望牺牲的人，为了表达忠诚、捍卫荣誉，甚至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引子，诱发埋伏在生命深处的牺牲本能，就像飞蛾被光吸引。光，正常情况下，会平均地播撒在大地上，人人有份，不多不少，但在一些特殊时刻，那光会突然成为闪电，会刺入一些人的灵魂，引发燃烧。他没有服药，当时刚好抑郁症发作，再加上随后那种雷电交加、洪流滚滚的气氛，肯定让他一瞬间如同置身混沌初开的时代，看到了旷世的虚无并产生了拥抱虚无的热望。又是在鲜卑山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引文的前半段抛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始性概念，围绕它展开的议论与其说是对吐谷浑历史和慕思明行为的阐释，不如说与从武官村大墓到“文革”的传统惟妙惟肖。华夏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小民族，从来就生息繁衍在祖居之地上，当他们在战胜者的押解下，戴着脚桎和手梏，在祭坛和坟茔前充当“人牲”和“人殉”；或者像集体魔怔了一般，带着跳大神的节奏，跳起“忠字舞”，唱起“语录歌”，被自己的信心和决心感动得热泪盈眶时，从那么多的死亡和献身冲动后面，你能依稀窥见斩不断的强权的黑手。
强权从不敢在生产和贸易领域一试身手，将蛋糕做大，只能盘踞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领域，人为设置底线和超高线，反复甄别臣民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作为对自己和下属的奖赏，在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和面罩上大做文章。
也许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后半段尽情渲染大自然的洪荒之力。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无论多么精彩，都不如“借着剑光般的闪电，我看到小小的岩洞里，六张脸，都是一模一样的神情，有恐惧、有敬畏、有焦虑、有卑微”传神。
这是离开熟悉轨道，涉足陌生领域时的众生相。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同伴看来，慕思明为维持尊严和体面所做的终极努力，纯属意外。
叙事的血肉没有意义的筋骨支撑，无论如何立不起来。
盘点中国人的信仰，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到祖宗祭祀、圣贤崇拜，再到儒释道三教合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阴差阳错加上歪打正着，我们将自己打造成一群错过自然福祉，放弃公共意志，相信个人奋斗，在乎物质享受的人，即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学会与自己的孪生兄弟相处。
即便一再降格以求，丝毫不为当下的得过且过感到羞耻，午夜梦回之时，有没有因为无法给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一个交代，产生哪怕一霎那的魂悸魄动？
流浪汉慕思明为写《吐谷浑人之歌》，一直在练笔，因为日子越过越繁华，终于未能措手。陈继明认为，他的《敦煌》作为克服内疚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不及面世的《吐谷浑人之歌》。可惜语言学的终极悖论告诉我们，说出来的都是赝品，藏在心里的才是真话。
尤其意味深长的，四大主线之外，童子出家，人间清醒，自诩“没等生出尘根，就把尘根断了”的智忍花，“本来性较梅花淡，一著东风变染红”，为了跟闺蜜令狐琴争风吃醋，刺瞎了白面书生祁希的一只眼睛。
看来，超凡脱俗或者移民火星之前，参照良知塑造人格，将万千生灵置身其中的红尘建成宜居之地，才是当务之急。
山遥水远的敦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不仅表现在阳光的全方位照射和大面积堆砌，还在于与中原人、吐蕃人、羌人、龟兹人、疏勒人、高昌人、撒马尔罕人亲密无间的贸易往来，更在于用天竺的音乐、波斯的舞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搭建了影响波及全亚洲的精神文化中心。
在古典向近代转化的漫漫征途中，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
盗宝者纷至沓来，敦煌学走向世界。
时代走到大唐气象的背面。
打个比方，作为语言编织物，小说的前两个故事是骨头，第三个故事是肉，第四个故事是衣服。往好里说，四个故事仿佛四重奏，经纬分明，前后呼应，草蛇灰线，绵延千里，将整台演出烘托得活色生香，曼妙动人。往差里说，书生的肉长在壮士的骨头上，外面套了件极富现代装饰感的马甲，怎么看都有些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