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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诞生

发布时间:2024-01-23 12:48:27分享: 编辑:方菲

        [ 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张掖、敦煌两郡,是为“河西四郡”,故史称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时起,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城市,丝绸之路中国境内交通的咽喉枢纽,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敦煌诞生了。 ]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关山月》诗中的前四句,为我们勾勒出雄浑苍劲的西北边塞风光。诗中的天山犹如一个巨大的屏障横卧在亚洲腹地的深处,这里有广袤的草原和辽阔的沙漠,在沙漠的边缘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绿洲,这片大地就是中国史籍中提及的“西域”。长风吹拂的玉门关,矗立于敦煌戈壁沙漠中,它与著名的阳关一道,是历代边塞诗人吟咏诵唱的主题,在诗人的笔下,无论是王之涣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幽怨惆怅,还是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催人泪下的三叠绝唱,从这些寄寓着诗人情感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描写的玉门关和阳关,除具体的地名意义外,还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象,“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凄怆的离别,“生还玉门”就象征着幸福的重归。它反映了情况迥异的文化在这里分界、接触的事实,它不仅是为防御西域游牧民族而建造的军事堡垒,而且也是汉民族农耕生活的西界,通过它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华夏农耕圈和西域游牧圈的界线,它一方面以隔离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为目的而建造,另一方面又成为二者进行接触、交流的媒介,而最终成为不同文化的分水岭和交汇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们的不懈努力,使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咽喉重镇和多元文化荟萃之地。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当古代文明的曙光在欧亚大陆以大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冉冉升起,标志着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始。这些文明地区的出现,显然是在几个分散得很遥远的地区各自独立兴起的,它们主要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这些最初的文明兴起于少数几个分散地点,像茫茫夜境中的几座灯塔,光芒所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彼此间没有联系,不同地区的发展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文明地区的范围依然处在十分狭窄的边缘地区,看起来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暴露在无情的、像海水般的游牧民族的包围中。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分布极为广泛,占据着诸大文明地区之外广袤的欧亚大草原,大体上在大草原的西部是印欧人,在大草原的东部是匈奴蒙古人。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匈奴蒙古人之间,有一条自然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气候干燥,生存环境相对较为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引发了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中亚、印度、中东和欧洲,也能南下抵达中国。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犹如一块块不可抗拒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荒漠地区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所谓“野蛮人”的侵掠。但正是欧亚大草原东、西两部的民族的侵入和随之带来的民族迁徙,打破和消除了诸大文明中心之间的地理隔阂,地区之间的互相接触和交流的通道打开了,这种接触和交流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在西方,希腊化的扩展创造了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它在一段时间里扩展到从印度边境、到不列颠的广大地区;在东方,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扩展,导致了中印半岛上的一种多少类似于文化共生的现象。这些广大文化区域不仅为商业提供了媒介,而且也为思想、技术和制度的传播,首先是为各个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从佛教开始,接踵而至的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宗教变成了欧亚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既在宗教上也在政治和文化上起了重要的影响。到公元前后的时候,一连串的帝国从罗马,经安息、贵霜和印度到中国,形成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太平洋的不间断的文明地带,相互间的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

        中国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就是所谓东亚大陆,是一个自西向东呈倾斜的大三角形,它以帕米尔高原为顶,以向东北和西南延伸的两组山脉带为边,向东北伸展的一组包括阿尔泰山、天山、外兴安岭山脉,一直到鄂霍次克海;向西南伸展的一组包括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一直到南海岸;它的底边是沿太平洋漫长的海岸线及其内弧形岛屿。这个地区北有大漠,西有高原、高山,东南面临大海,从而天然形成了一片相对独立的辽阔大地。由于地域辽阔,中国文化既有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耕文化,又有以西北地区为主的游牧文化,还有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这一地理特征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学提供的信息,早在新石器时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农耕文化,就已经与它以西许多地区之间有过接触和交流的迹象,只是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这种交流是从无到有,由近及远,逐步展开,不断扩大的。在中国古代北方很早就形成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圈,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大体上说,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后经商周的继续发展,至周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加以说明,但在直至中国新疆地区的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早就有草原民族游牧其间。人类学资料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的印欧人分布已达中国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甘肃、宁夏、内蒙古长期成为中原农耕与西北游牧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交叉地带,而后来的长城一线被视为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传播表现为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间的交流。在商朝与它西部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不仅有地下考古的资料,而且有了文字方面的记载。商朝建立后,其西土已达河西走廊东端的氐、羌地区,为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另设别都以加强其影响,并与它西北的各方国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它们与更远的西部、北部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间接的接触和交流,商与西北各方国之间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中西之间玉石文化的传播,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经鉴定产于新疆和田,这些玉石的传入是通过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转贩和西北各方国朝献的。代商而起的周朝,其先祖活动的地域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接壤的边缘地区,周朝建立后,其西北是羌族和禺氏(月氏)、北方是狄族,周与这些羌、狄之国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与葱岭以西民族有所交往。著名的周穆王向西巡狩,直到昆仑之巅西王母居住的地方,打开了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和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的通道,并与沿途各国各族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的马、玉石东运和内地丝绸、铜器的西传,成为以后两地交流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面对四方夷狄强盛,周王室衰微的局面,中原各诸侯国掀起了“尊王攘夷”运动,先后崛起的齐、晋、秦等大国向北和西北两方面的进攻,阻止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战国时代的秦国处于西北,与戎狄接壤,秦统一全国后,开展了对外交通和交流,秦之威名通过西域民族和商贩而传入中亚、南亚和西亚,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就称中国为秦,直到汉代匈奴仍称中国人为秦人。

        秦朝为防止北方草原民族的南下,大修长城。长城以北,则形成匈奴、东胡和月氏争霸的局面,起初“东胡强而月氏盛”,东胡在今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匈奴在今内蒙古中部,月氏在今宁夏、甘肃一带和新疆东部,夹在两强中间的匈奴最弱。秦汉之际,西北的月氏相当强大,其游牧地东达鄂尔多斯草原。曾迫使匈奴献送质子,匈奴头曼单于以太子冒顿质于月氏,冒顿后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是时东胡强盛,强迫匈奴进贡千里马,甚至阏氏,冒顿皆委屈从之,东胡又求匈奴割地与之,冒顿大怒,发兵击之,破灭东胡,然后回兵击月氏,月氏西遁,其时大约在公元前174年至161年之间。西迁的月氏人,一小部分越过祁连山,退处南山,称小月氏,大部分月氏人向西迁徙,击破乌孙,活动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一带,称大月氏。汉文帝时,大月氏又败于匈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迫使原居住此地的塞人西迁。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形成强大势力的民族,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在汉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匈奴族已经建立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逐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其统治区域东自今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南伸入帕米尔山脉东西的西域许多地方,南到今晋北、陕北一带,拥有骑兵共30余万,并与羌人连接,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由于新兴的西汉王朝的经济尚未恢复,政权还不稳定,无力抗击匈奴,只得与之采取“和亲”政策。到汉武帝时,经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和“文景之治”,国力大增,这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和亲政策,采取抗击匈奴的方针,为了阻止和切断匈取与西羌联系,以断“匈奴右臂”,决定遣使西联月氏共击匈奴,招募使臣,于是有了张骞应募两次出使西域之举。

        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往返途中曾两次被匈奴抓获拘禁,历尽艰险,经大宛、康居到达定居大夏故地的大月氏,但定居于此的大月氏生活安乐,无意东归,张骞未能完成与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返回。公元前123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厚赂乌孙,招以东归故地”,到达乌孙赤谷城,副使还到了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地。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政治目的,但其对河西、西域以及中亚等地许多地方的历史性访问,为汉王朝开辟通往西域、中亚的通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打破了由于匈奴强盛所造成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其二,促进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其三,张骞及其副使交通西域诸国,将沟通欧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商道连接起来,为发展此后的国际贸易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张骞及其他汉使在出使途中向西域各国传播了汉朝的信息,返汉后又向朝廷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和风物民俗,从而加深了汉民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认识;其五,张骞及其他汉使向沿途各国赠送了金帛,回来时又带回了西域各国赠送汉朝的礼品,带回了苜蓿、葡萄等种子在汉地种植,这些友好交往在汉朝和西域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一历史事件,史称“张骞凿空”,张骞作为一个先行者,为开拓丝绸之路,发展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坚忍不拔的精神、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和勇于开拓的气魄鼓舞了后世的人们。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三次大战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战役,收复河套地区;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进占整个河西地区;公元前119年的漠南战役,重创匈奴,迫使“匈奴远道,而幕(漠)南无王廷”。并于占领河西的当年设置武威、酒泉郡,同时建造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的门户。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张掖、敦煌两郡,是为“河西四郡”,故史称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时起,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城市,丝绸之路中国境内交通的咽喉枢纽,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敦煌诞生了。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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