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读者》杂志的情缘

发布时间:2022-08-04 21:13:53分享: 编辑:芳菲

  作者:车安宁

       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期,当人们一提起甘肃,就会戏言:“甘肃有三件宝:敦煌、读者、牛肉面。”这里的读者,指的就是《读者》杂志。     

       我由于长期工作在兰州,自己也曾是一个办刊者,所以从《读者》杂志创刊开始,就非常关注,也是它忠实的读者之一。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就注意到,在《读者》杂志出名之后,它的品牌效应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读者》杂志只是名声在外,它在行政建制上,只是隶属于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既没有人事权,也没有财务权。在当时国内强手林立的竞争中,它将如何发展?如何立于不败?    

       1998年,在一次与当时的主编胡亚权先生的私人交谈中,他也苦恼于《读者》不能继续进一步做大做强。为此,我想起在一次与广东朋友的交往中,他说到,如果《读者》杂志在广东,他们一定会利用其知名品牌,拓展、延长其产业内容,并包装上市,最终使其成为年销售额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的大产业集团,而绝不会仅仅是杂志本身的销售额才几千万!这些话,使我浮想联翩,联想到甘肃经济发展的滞后,我们多么需要知名品牌的支撑呀!    

       1999年初,那时我是《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常务副主编,也是我成为省政协委员的第二年,恰逢全省“两会”召开,省政协向委员们征集提案,于是,我就写了《关于《读者》杂志改制与发展的建议》的提案。由于我是新委员,书写提案没有经验,对问题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在提法上有些生硬,角度也不够新颖、准确,提案上交后,就没有音讯了。

        到了这年夏天,我对此事做了一些调研和思考,就以《兰州大学学报》主编的名义,在《兰州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读者》杂志改革与发展的设想,并尖锐地指出了《读者》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明确提出,《读者》杂志应当改革。文章发表后,不仅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内部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包括《读者》编辑部的李一郎先生给我打电话,说问题提得好,并询问我写这篇文章是否有什么背景。我回答说,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是一点个人想法而已。以后,记得周述实、牛颖等先生也有类似询问,并表示支持、赞同我的想法。 

       转眼到了2000年的“两会”,我就又把旧的提案翻出来,重新以《做强做大<读者>杂志,带动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为题,写了新的提案。  内容大意是:《读者》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甘肃出版界的一份刊物,它是甘肃人民培育和创立的杂志,是整个甘肃形象的代表之一,是甘肃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现状,应当以创新的勇气,把它做强做大,一是可以带动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是可以更好地树立甘肃形象。具体想法是:将《读者》改制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收购相关企业,形成以造纸、印刷、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化的主业,同时,以其知名品牌不断扩张,完全可以兼营他业,如:各类文化产品、教育产品、电子产品、服装业、房地产业等,并争取成为上市公司,最终成为国内一流的文化产业集团。

       提案也同时建议:为进一步提升、鼓励《读者》品牌,省、市政府应当为其先做几件事作为宣传铺垫,如:在兰州市内命名一条读者大道,修建一座读者大楼,建一个读者俱乐部、搞一个标志性雕塑,在《甘肃卫视》开一个读者栏目等。

       提案上交前,我还特意征求了时任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同志的意见,他对提案中的相关内容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以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的名义作为提案人。这次,在提案上交后不久,即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答复。大致内容是:建议很好,有创意,符合省情,他们已经督促甘肃人民出版社研究该提案的内容。但是,不久之后,我们接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面答复,内容大致是,建议的思路很好,但是鉴于甘肃的实际情况,目前时机还不太成熟。他们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时,再行改革。

       接到这个答复,按照惯例,我就算完成了任务,完全可以不再干预此事了。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也看到了省内外有些学者(如张克复、段京肃先生等)与我类似的相关呼吁,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更加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后来我又找了在省政府参事室任职的张建生(兰州商学院教授)、苏冠旺二同志(他们两人都是我大学的师兄),一道商议了此事。完后就又写了一份建议文稿,一方面交由张建生修改,以省政府参事身份上报。另一方面,我把文稿交给了时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的邓成城先生,并当面谈了我的想法。由于邓副主席是知名的民主人士,他又很热心关注此事,所以我找了他。记得他还对我作了许多评价和鼓励。最后,由他把建议文稿呈送给当时的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

       不久之后,我接到了省委宣传部转来的马西林同志的批示,大致内容是:提案思路很好,责成省委宣传部及相关部门研究并推进此事。与此同时,大约是在2000年夏,省委统战部杜颖部长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参政议政会议,会前并要求我们几个人提前做好会议发言准备。记得那天开会时,我是第一个发言,时任省委副书记陆浩同志也出席了会议,听取我们的发言。我发言的大意是:作为一个期刊工作者,还是谈我自己熟悉的事,《读者》杂志的改制应当提上我省的议事日程。并谈了具体想法和思路。

       记得当时陆浩同志插话说:这个想法很好,甘肃应当更好地支持《读者》杂志改革与发展,把它做好、做大、做强。深圳的出版集团实力很强,都盖了一栋漂亮的大楼,很有气派,我们应当借鉴学习。

       记得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用餐,当时的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咸辉同志还就我的发言作了评价,认为讲得很好,发言开了个好头,把会议刚开始的沉闷气氛打破了。

       此后,省政协把我的提案列为主席督办提案之一,由周宜兴副主席具体负责。记得不久之后,我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及民盟省委的几位同志,一同跟随周副主席去了甘肃人民出版社召开督办会。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有关人员,以及我省出版界的有关专家学者,还有兰州大学的柯杨教授等,《读者》杂志的主编彭长城、副主编陈泽奎等人也在座。     

       发言中,大家一致认为:《读者》杂志的改革势在必然,这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机遇,早改比晚改好。同时,大家也就《读者》的办刊宗旨和原则,以及怎样坚持好自己的风格和品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中,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几位负责人始终在强调他们创业的艰难,以及眼前的困难和问题。总的意思是,在出版社内部,《读者》是赚钱的,其他部门都在亏损,一旦把《读者》独立出去,出版社将难以维持,改革需要稳步进行。

       此次会议,我也作了简要发言。发言中我没有反驳别人的意见,只是强调我们应当从促进我省全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不应当仅仅从部门利益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记得当时我的老师,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柯杨教授也作了很有感染力的发言,并支持和论证了我的想法。

       周宜兴副主席在最后的发言中,意见比较尖锐,他指出:《读者》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的主管部门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去对待,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只是把它作为自己属下的一个金娃娃,设了一个护墙,唯恐别人拿了去,而不愿意把它推向市场,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最后,会议形成的一致意见是:积极推进《读者》杂志的改革与发展,尽快将其推向市场,放手去干,以求最大限度拓展其品牌价值,最终带动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后,《中国青年报》发了“中国第一期刊为何做不大”一文,兰州地区的部分新闻媒体也对此作了相关的跟踪报道,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

       这之后,我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也还一直在关注着《读者》的发展进程。记得问题一直拖到2005年,这年8月10日,看到《兰州晨报》的一篇文章,题目颇为耀眼:“七大诤言期待《读者》突围”,文章中提到了我和一些呼吁者的名字,还在末尾写道:“关于《读者》的未来走向,显然已超出民间议论阶段,而进入了甘肃省高层的视野与思考,2004年春,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陈宝生在一次出版改革会议上提出了‘《读者》的改革不改不行,慢改不行,小改不行,要大改’的指导思路”。文章还透漏:《读者》集团即将挂牌。看到此文,我为之心动。

       以后陆续看到,读者大楼盖起来了,读者大道命名了,《读者》集团真的挂牌了。虽然,有些事情的推进还与我们当初的想法有一定距离,但毕竟我们是朝着改革的方向不断迈进的。

       事隔多年,这件事回想起来,我自己有几点体会:

       一、国家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有些超前的想法在当时看来一时难以实现,但只要是正确的事物,总会随着社会潮流的发展而发展,谁都无法阻拦。

       二、甘肃的落后,不是没有发展机遇和发展资源,而是在于我们的同志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做事瞻前顾后,缺乏善做事、做大事的魄力。

       三、做好任何事都要有一种韧性,凡是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才会有结果。

       四、无论做什么事情,既要讲究原则,又要具有灵活性。对于做好一件提案来说,不仅要把精力放在“写”上,还要学会吃透我们的行政程序,以适当的方式来促进落实正确的事情。

       以上这些回忆,就是我与《读者》杂志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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